祁越别过脸，指向病房大门：“出去把门带上。”
我只好走出病房去，医院的空调总是像不要钱一样开着，冷风吹在我裸露的皮肤，我失神地颤抖一下，靠着冷冰冰地铁椅坐下来。
祁越伤得很重，他总是受伤。
第一次认识他就在医院里，是我们学校门口简陋的社区医院。那医院生意真的很不好，臃肿肥胖的保安在大门口翘着二郎腿抽烟，医生护士的白色制服旧得发黄，挂号台角落里结着蜘蛛网，急诊病房的地板是灰暗的花色瓷砖。我发烧到四十度，缩在椅子上输液，这混合着乙醇消毒液的一切事物都让我昏昏欲睡，在我即将一头栽到地上的时刻，有人撑住我，也扶住了我的输液瓶。
是祁越，出现在我模糊视线里的身影。我无数次庆幸，也曾无数次伸出双手向上帝祈祷，感谢那个人是祁越，即使我根本不信奉高高十字架上被钉死的耶稣。
他揽住我的肩膀，叫来医生帮忙换药，我一侧头就闻到浓烈的药膏气息，来自他被绷带缠绕地结结实实的手掌。
“盯着我干嘛？看你的输液管啊。”祁越帮我调整好液滴速度才松手：“你自己坐稳，我走了。”
“你的手……”，我嘶哑着嗓子问他。
他举起受伤的右手向我示意，小臂因为紧绷而肌理分明，流畅的肌肉线条没入灰蓝色校服短袖里。
“小伤，没事。”
他唇角漾起笑意，单手撑在椅背上，漫不经心地说。
“谢谢。”我艰难地挤出两个字，愣在原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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