只要医生勉为其难一点头,首长就立刻高高兴兴地掏出那个小方盒子,从五颜六色的糖果里挑出一颗,慢慢拆开,然后小心放进嘴里,安静地细细品尝。

        他也经常会分一颗给我,那种糖果的包装上画着奶牛图案,“这个糖叫‘小奶牛’,”他笑着指上面的字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您的呢?”我问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我的啊——叫‘歪脚熊’。”他把糖放进嘴里,便不再说话了。

        糖果融化,甜蜜的味道在口腔漫开,又消散殆尽。直到舌尖最后的一丝甜味消失,首长才一点一点仔细地将那张精致的糖纸抚平,带着些遗憾地同我说:

        “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一个叫‘伊里奇’的糖,现在,已经买不到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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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一九二六年的初春,莫斯科中山大学又陆续来了几批留学生。校舍人满为患,部分学员被分散到校外居住。伍秀泉被安排进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一栋集体宿舍,两人一间。室友是个富贵的纨绔,常常见不到人,而他则养成了一个习惯:每天早上,沿着街道、踏着晨雾,边默背俄语单词,边锻炼身体。

        北半球的天空尚挂着半轮隐约的月亮,铅灰色的云层中飘着细如绒毛的春雪。革命红都还未完全苏醒,而勤奋的少年如往常一样,走在街上,低着头念念有词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小心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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